“同一起跑线”是市场完善需要

　　9号文的另一着力点是创造更加公平、有序的竞争环境。而享受惯了超国民待遇的部分外资企业当然会一时不适应。黄卫平曾就此回应欧洲和美国驻京商会人士，“这不是要限制谁，而是把平台搭得更大一点，取消超国民待遇也是希望大家在一个起跑线上竞争。这是中国完善市场经济的举措。”在其看来，“对于规范的跨国企业来说，其自身也明白，长期实行双重标准是不可能的。”

　　张燕生进一步指出，过去我国对国企的税收平均是30%左右，民企是20%左右，而外企平均下来是12%左右，如果在同一个行业经营的话，对于国企和民企来说是不公平的。从市场竞争原则来看，要市场化就需要进行调整。一些政策调整实际上是中国市场化的结果。

　　“现在有些企业会认为，你过去对我这么好，现在怎么不好了？难道为市场竞争创造公平条件不应该吗？为什么外商投资企业在中国如此成熟的条件下，不能跟中国的企业，尤其是民营企业公平竞争呢？”张燕生强调，看待政策不能有偏颇。

　　例如，针对外界对政府采购的质疑，黄卫平指出，“美国的救市提出要买美国货，英国的救市提出雇英国人，这些都和政府采购没有什么两样。在此方面，外界对中国的看法存在着双重标准。部分国家甚至到现在为止还不承认中国是一个市场经济国家。”

　　“两税合一等政策进一步为企业公平竞争创造了条件，这是适应市场经济的需要，也是中国市场化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。”赵晋平也表示，时至今日，中国经济基本面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，市场主体也发生了变化，包括一些国有企业也通过改制、上市等方式实现重组以适应市场的需要，已经形成多元化的企业结构，公平竞争的呼声也就越来越高涨，“这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必然。”

　　继续优化对外开放国策

　　统计数据显示，截至今年3月份，外商对华投资累计设立企业近69万家，实际使用外资超过1万亿美元，中国连续17年位居发展中国家之首。在全球跨国直接投资下降近40%的情况下，2009年中国吸收外资仍保持在900亿美元的高位，仅下降2.6%，居全球第二。

　　在中国30多年的发展中，外资为我们带来了巨大的投资、技术以及管理技巧和观念的冲击，也为消费者提供了更多的选择，其功绩不能抹杀。张燕生表示，伴随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，中国鼓励和欢迎外商来华投资的社会环境没有变，也不会变，“30年来，外资在中国的获利情况也没有出现大的变化，而且向好趋势还在进一步加强。”

　　现在，我国地区间的发展不平衡，“需要花钱”和“有钱可花”的地方并不匹配，中西部地区经济建设仍旧面临巨大的资金缺口。外资企业的落户，在创造税收和就业的同时也带来了新的管理理念。因此，张燕生认为，招商引资对于中国来说，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，对促进中国经济的发展仍然非常重要。

　　这个背景下，对于外资对中国投资环境的抱怨，尤其是那些针对我国市场制度不完善的意见，也要高度重视。比如，各级政府和部门的政策和行为不稳定导致市场环境不可预期。坦率地说，这个问题也并非只有外企才感受到，内地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更感受深刻，一直是影响我国经济市场化的重要障碍。对此，黄卫平认为，政策主管者应该接受这种“抱怨”，倾力消除这种“抱怨”。

　　更具体的案例还包括针对汽车领域对外资并购的限制，不准外企直接在中国设厂造车。中央党校学者邓聿文指出这没有必要，“政府这样做原本是为了保护弱小的汽车工业在开放后免受冲击，但十几年下来汽车合资的结果表明这种限制并未起到应有的效果。外企在和国内车企的合资中，照样大赚利润，而国内车企所希望的核心技术并未得到，自主研发水平不高，竞争力不强。”

　　为此，他提出了一个观点，任何时候中国都需要外资，“但需要外资的理由，不是其技术、管理经验和治理机制比国内的企业先进，这方面的差距随着中资企业的发展，终究会缩小和赶上的。很简单，需要外资来‘搅局’，即需要外企来促进和激活国内的市场竞争。”

　　就当前而言，在国有企业垄断市场，民营企业力量还比较弱小的情况下，邓聿文认为外企作为管理相对规范，技术相对成熟的企业，比民企更有实力去撼动乃至打破国企的垄断地位，“即使将来民企主导中国的市场，也需要一个外在的力量去和民企竞争以保持市场的活力。”

　　“所有这些，需要有雄心、有远见的外资和中国政府一起共同推动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，深化开放政策，营造更加稳定和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。”黄卫平最后说。